三星堆修復師：不止修復
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李想俁
發(fā)于2021.3.29總第989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在3號坑發(fā)掘現(xiàn)場，三星堆博物館文物修復師郭漢中正在為大口尊的提取做準備工作。一位文物修復師為什么要親自參與文物的提取？
“成熟的文物修復師，都會了解許多和文物保護相關的原理。這些原理不僅是如何修好文物，同樣包括怎么提取文物，在提取過程中，如何保證被提取文物的安全，怎樣盡量避開其他文物。”郭漢中說。
不止修復
郭漢中的師傅楊曉鄔是國內知名的文物修復大師，曾經(jīng)主持修復了三星堆1號、2號青銅神樹、青銅大立人像、縱目青銅面具等一系列青銅重器。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在三星堆博物館文物修復中心工作室，見到了這位74歲的“掃地僧”。
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文物修復師并不是只做修復，也要到現(xiàn)場去提取文物。文物一層層疊壓在坑里面，由于器型不同，下層文物和上層文物可能纏在一起，所以提取時要特別小心。作為文物修復人員，參與到文物提取這一環(huán)節(jié)中，能更好地了解文物出土時的原貌，更準確地把握文物的器型、規(guī)格，這樣日后開展修復時才能心中有數(shù)。
在現(xiàn)場提取文物時，需要先進行臨時性的加固，然后整體提取出來。轉移到修復實驗室，觀察文物表面以及附著物，了解殘留的信息。觀察之后，文保人員還需要進行取樣、檢測，對文物的質地、成分、銹蝕氧化程度、保存狀況等進行修復前的登記，記錄文物出土時的原始狀況，為之后的修復做準備。清理罍、尊這種容器內部時，還要進行“二次考古”，容器內部的泥土中也可能會找到其他的青銅器、金器等文物。
修復人員要對器物有所了解，比如青銅器的扭曲、變形程度，規(guī)格尺寸，零件缺失情況等。
楊曉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早期的文物修復是按照文物零件的造型、粗細，質地、氧化程度進行比對、拼接，然后進入下一步——預合，以驗證前期的拼接位置、方式是否存在問題，預合后可以看到神樹的整個形體，為修復提供初步依據(jù)。
他回憶稱，早年三星堆的文物修復，從眼形器開始，到青銅立人、面具和尊、罍等容器，最后再到青銅神樹，遵循著從小到大、由簡入繁的特點。選擇最后修復青銅神樹，原因在于其他的文物能夠放在室內的轉盤來進行修復，哪個地方有歪斜，哪個部件需要調整，高低是否對齊，一目了然。而青銅神樹很高大，只能在室外進行修復，情況更為復雜。
在這一過程中，非常重要的是多種修復方法的結合使用，如粘接、焊接、鉚接等。楊曉鄔表示，一件文物不可能只用一種工藝就能修復，要靈活運用多種修復方法。
在修復青銅頭像時，部分頭像、金面具在坑里被有害物質氧化、銹蝕。這些青銅頭像長出了銅銹，使頭像面部脹起，把原本貼合覆蓋在頭像上的金面具拱脹出去，導致頭像和金面具分離。這就需要先將金面具揭下來，把青銅頭像面部的銹蝕病害清理干凈，然后再把金面具還原上去。在楊曉鄔的描述中，這一清理過程很像為文物美容。
談到這次5號坑新出土的金面具不同部位的薄厚差別，楊曉鄔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解釋稱，這是金屬的打制工藝造成的。一塊金子最開始從鼻子的部分開始敲打，之后向四周延展，第一道到鼻翼，所以較厚，第二道則會到臉頰，第三道到顴骨，第四道到耳朵，第五道是耳朵后面的邊緣。這樣的工藝就會導致處在中心位置的鼻子最厚，向四周、邊緣越發(fā)變薄。他一邊講解，一邊用手從鼻子、鼻翼到臉頰、耳朵比劃。
楊曉鄔還提到，只有對古代文物的制造工藝有一定了解，理解其原理，才能修復好文物。比如古蜀先民鑄造神樹時，也是多種鑄造方法的結合。神樹上的器物，如花果、太陽等，都是經(jīng)過二次鑄造后再補鑄在神樹枝干上的，其中部分零件是鉚鑄在神樹上，即在神樹枝干上打孔，直接向孔內灌銅水，再將零部件鉚接在神樹上。
了解這些制造工藝，是為了盡可能用與神樹鑄造時的工藝接近。文物修復時，在需要鉚鑄的部位，楊曉鄔也看到了一些鉚口和鉚接的痕跡。修復師就需要在這些原始痕跡的基礎上進行修復，以求在細節(jié)上最大程度恢復原貌。
楊曉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神樹的修復先要進行不同部件的拼對，之后再預合，最終方能固定成型。預合是通過捆綁的形式進行固定，就好像博物館里看到的恐龍骨架一樣，內部有一個支撐架，展出時的恐龍骨架是綁在支撐架上的。青銅神樹的預合也是如此，把神樹各部分拼對好后，需要用帶子把枝干纏上，或者用一個支撐物把整個神樹支撐起來。這樣文物修復人員就可以立體地對神樹進行局部、細節(jié)的調整。可以說，預合工作是最終修復定性的基礎。
這些做完后，還需要確定保護修復工作的目標原則，編寫保護修復方案，哪些地方可以粘接，哪些部位適合焊接，哪些零件有缺失，都需要詳盡地寫在方案中。
除了按部就班地修復原貌之外，楊曉鄔對青銅神樹獨創(chuàng)性的固定保護，也使得這件曠世奇珍免遭二次損毀。2008年，汶川地震波及了三星堆，但1號神樹和2號神樹并沒有被地震波破壞，其中楊曉鄔在修復后用絲線固定的設計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楊曉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由于神樹的半邊龍形部件已經(jīng)沒有了，導致主桿兩側的配重不平衡，正常放在展廳時，神樹就會自然向一側傾斜。為了防止地震，修復時他就為青銅神樹拴了一根魚線，固定在展廳保護罩中。地震時展廳的監(jiān)控錄像顯示，正是由于楊曉鄔的這一創(chuàng)新，總高3.95米的1號神樹只是在地震豎波來臨時上下顛簸，并沒有左右搖擺，因而未受損害。
科技元素
在三星堆博物館的郭漢中修復工作室，有一件牛頭紋的青銅部件靜靜地放在一個托盤上，精美程度幾可亂真。郭漢中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這是他正在修復的一個圓尊的配件，是他自己雕刻出來的，目前剛剛經(jīng)過了化學處理。
作為國內文物修復的第六代傳人，相對于師傅楊曉鄔那一代對于文物修復更多是傳承和手藝的理解，郭漢中的文物修復理念則更具科技元素。
“最小干預，最大保護，還原本質�！边@是郭漢中對自己文物修復理念的概括。在他看來，修復的第一要義是尊重古代的遺物，如果文物上有信息，修復人員就盡量復原，如果缺乏信息，就要讓科研人員盡量研究。
這也是文物修復中的真實性原則，即保護修復的文物要尊重歷史的真實性，不能主觀想象改變文物原貌。
談到此次發(fā)掘中提取大口尊的經(jīng)歷，郭漢中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并不是所有文物修復師都能參與文物提取，因為古代遺物只有一件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敗，要有深厚的經(jīng)驗積累，才能達到萬無一失。
郭漢中說，由于不能用出土文物原物進行開模，所以此次提取中，首先使用3D掃描儀對文物進行掃描及周邊數(shù)據(jù)收集，然后根據(jù)坑內文物原型進行3D打印，打印一個1:1的樹脂模型。之后再用這個模型進行開模，制作硅膠保護膜。最終將這個硅膠保護膜套到文物上。
當硅膠體保護套與大口尊完全貼合后，外面還要再灌注一層厚厚的石膏保護層，放在專門的套箱里，使器物和箱體融為一體，最后進行整體提取、出坑。由于大口尊自重加上附著泥土的總重量超過200斤，考古隊員利用考古發(fā)掘艙中安裝的多功能發(fā)掘操作系統(tǒng)，“腳不沾地”地下降到1米多深的坑中提取文物。
文物出坑落地后，文保人員再將套箱和包裹的石膏分為四塊，分別取下，并對文物表面進行清理，通過拉曼光譜儀、X光、金相分析等科技手段，保存文物所有的原始信息。
考古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，讓文物修復的關口也前移到了發(fā)掘、提取階段。郭漢中特別強調，眼下已經(jīng)不能單一、割裂地看待發(fā)掘時的信息收集和文物修復，這兩者是一個綜合體。修復時也非常需要最開始發(fā)掘提取時收集的信息，比如金屬成分、探傷過程、顏色分析、氧化程度，這都是一個多學科、整體性的專業(yè)。
此外，郭漢中口中出現(xiàn)頻率頗高的一個詞是“可逆”。他認為，修復人員應盡量把文物完整地留給后人去研究，盡量保留所有的微痕信息。修復工作要采用可逆的方法，可逆的材料。
在他的理念中，修復的理想狀態(tài)應該是，修復人員只對文物進行恢復、加固，待后人需要拆解研究時，器物出土時本身的信息都還在�？赡芗僖詴r日，科學技術更加先進，后來人還能夠按照修復人員留下的文物和信息更好地進行修復。
文物修復是對歷史回應的一種方式，而文物修復的成果，也是郭漢中自己留給歷史的微痕。
人才困境
近幾年，隨著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《國家寶藏》和此次三星堆發(fā)掘等現(xiàn)象級的事件推動，國內的文博熱達到了一個高峰。
然而，在攝像機鏡頭的背后，文物修復人才的培養(yǎng)、招聘和晉升面臨的系統(tǒng)性問題，則鮮為人知。
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護中心主任謝振斌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很多人認為，修復是技工干的活，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為例，做修復的人員學歷水平相對較低，評選較高級的職稱和專家稱號難度很大，這導致很多人更愿意搞研究，不愿意做修復。
謝振斌表示，目前，國內很多考古機構招聘時，通常要求有碩士及以上學歷，這個門檻就把很多優(yōu)秀的文物修復人才拒之門外了，而從文物修復職業(yè)學校等引進的修復人才，又由于學歷不夠，按規(guī)定無法進入編制�！耙晃晃奈镄迯蛶熆赡芨闪藥资赀�是勞動合同工，無法享受相應的福利待遇”。
另一方面，文物修復越來越成為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專業(yè)，多學科交叉。修復人員不光要把文物修好，還要知道為什么要這么修復。很多工作需要使用如金相顯微鏡等先進設備，對金屬陶瓷組織進行觀察和形貌分析，對青銅器合金生成、冶煉、澆鑄以及加工工藝等信息進行研究。這些任務對文物修復人才的學科背景和研究能力要求更高，傳統(tǒng)的修復人才比較吃力。
謝振斌稱，目前文物修復人才的培養(yǎng)有很大的問題，只有北京大學、西北大學等幾個大學在本科階段開設了文物保護學專業(yè)，其他大部分是大專、職業(yè)學校開設這個專業(yè)。
另外，學校教育和師承制如何更好結合？傳統(tǒng)手藝和科技文保怎樣兼容？這些也是有待解決的問題。
楊曉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幾年前，他曾在四川藝術職業(yè)學院開設文物修復課程，一個班100人左右，但由于只有大專文憑，許多畢業(yè)生找工作困難，工作后的待遇也比較低。
楊曉鄔還是認為郭漢中這種師承制帶出來的徒弟在知識、積累方面更加扎實，因為院校很少有文物能讓學生上手實踐，而師承制徒弟遇到什么問題，師傅能很快解答，并且能更個性化地講解，而課堂上的東西比較程式化。
“搞文物修復，如果只在學校里學習，是學不全面的。雕塑、磨具、鍛造、鈑金、焊接、雕刻、美術、用力的改變和形狀的矯正，以及修復理念。等你學習這么多學科，胡子都白了�！惫鶟h中說，文物本身器型、條件千差萬別，個性化問題很多，所以要自己總結經(jīng)驗，掌握原理，才能一通百通。
由于平日修復工作繁重，郭漢中的徒弟主要是博物館文物修復部的工作人員，以及通過項目和其他單位合作進行交流的人才。十幾年來，郭漢中帶了十幾個徒弟。他表示，在楊曉鄔的時代，更講究傳承，不是這個圈子的人，很難進這個門，而現(xiàn)在很多技術都是公開的，且中國文物修復人才奇缺，還有很多精美的文物公眾根本不知道、更看不到，而這些文物，現(xiàn)在的修復人幾輩子都修不完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1年第1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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